美高梅在线平台「常山」吴与弼生平简介,吴与弼的常山情缘

常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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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与弼,字子傅,号康斋,抚州崇仁小陂人。崇仁学派创立者,明代学者、诗人,着名理学家、教育家。在清代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一书中,《崇仁学案》位列第一,吴与弼为《崇仁学案》的第一人。吴与弼弟子后又分成两派,陈献章得其“静观涵养”,遂开白沙学派之宗;胡居仁、娄谅等得其“笃志力行”,遂启余干之学,其中娄谅是心学缔造者王明阳的启蒙老师。吴与弼创立的“崇仁之学”,对明代学术思潮的兴起具有“启明”作用,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文化下移的发端,显示了吴与弼在明代学术思想界的重要地位。

吴与弼与常山颇有情缘,既有常山籍的知心好友,又有在常山本籍发展的得意门生,他的一生多次经过并走进常山,留下了不少佳话佳作。

清光绪《常山县志》卷五十三《人物志·文苑》记载:徐希仁,字宝山,蒋家园人。明永乐辛卯明通榜。授抚州训导,升棠邑教谕。讲学以诚敬为宗。尝修葺学宫,赈恤贫士,士多造就焉。

徐希仁到抚州担任训导时,正是吴与弼归乡讲学、守义不仕时期,共同的志向和兴趣爱好,使他们很快走到了一起,并逐渐成为知心好友和学术知己。他们经常聚在一起或通过书信谈论学习与教育。

大约是永乐二十二年,吴与弼给自己的学术知己徐希仁写信:“仆闻天下之至美者,莫如圣人之道,昭明易见,简易易行,然世鲜能之者,不学故耳。原其故,有二焉。懵然无知,而不事夫学者,庸人也。学为而弗克者,未诚也。惟其未诚也,是以事物交前,理欲互战。顺理乎,系累于欲。从欲乎,有所不屑挠乎其中。懑乎,其心苟一念之或失,则圣人之道斯远尔。习俗之溺,弥深几何,不并其少有所得者,而亡者之恶在能有充哉,是虽曰学与不学,同也。仆坐此患,十年余矣,抱懑朝夕,亦云至矣。今年从春来,一以《大学》《语》《孟》《中庸》,熟玩一日,恍然似粗有所见。乃喂然叹曰,圣人之道果易晓也果易行也。而今而后,吾知免夫朝夕之懑,而又以超然乐乎群物之表矣,因益加力焉。所见益似亲切,于是又叹曰:世俗固吾弃,吾庶几以自与;世俗固吾笑,吾庶几以自得吾方。圣贤之亲,而遑恤其他乎哉!仆辱厚于足下有年,古人重于交友者,资以辅仁,仆敢自私哉。足下尝向仆称道慨慕人之善,则知圣人之道之为美,又向仆致自不足之叹,则岂非同于仆之懑耶。今将释子之懑而进子于乐地,不难矣。盖为之之机在我,而为之之方则具于圣贤之书,胡为而不勉之也。仆近走江湖,归得风疾,艰于步,往来得罄,所言于左右,惟尺书不惜,时赐远临,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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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封信的内容上看,我们不难得出以下认识:

其一、吴与弼与徐希仁的情谊非同一般,他们之间像这样的感情和学术交流应该是经常发生的。否则,像“足下尝向仆称道慨慕人之善,则知圣人之道之为美,又向仆致自不足之叹,则岂非同于仆之懑耶。”之类的知心话,是不可能有的。并且,“仆辱厚于足下有年,古人重于交友者,资以辅仁,仆敢自私哉。”也无从谈起。常山明清县志记载:吴与弼曾多次到常山看望早年老友徐希仁,并在其家中居住。这也佐证了吴与弼同徐希仁之间的感情和学术交流是经常发生的。

其二、书信表达了吴与弼一贯重视教育和“学为圣贤”的教育思想。吴与弼毕生从事教育活动,始终以培养一种“圣贤”为标志的道德人格为教育目的。所以,才会有书信的一开头就说:“仆闻天下之至美者,莫如圣人之道,昭明易见,简易易行,然世鲜能之者,不学故耳。”在这里,吴与弼认为,虽然圣人之道是“昭明易见,简易易行”的,但不能因此而忽视教育的重要,如果离开学习,就不可能知圣人之道而达到成圣的目的。

其三、书信自始至终流露着吴与弼的一片真情。信中说,通过一个春天对“四书”的系统学习和反思,在圣贤之道的知行上获得了深度的认识,藉以此养诚心,从而实现诚者的“自得”与“自与”境界。这不仅消除了十余年来的懑闷情绪,也解决了“事物交前,理欲互战”的道德僵局,守得了本心,证明“圣人之道果易晓也果易行”。他大胆而自信地指出“将释子之懑而进子于乐地,不难矣”的愿景,并勉励徐希仁勇敢地细读圣贤之书,一起共证圣贤之境。可谓情真意切。

据清光绪《常山县志》卷四十九《理学·郑伉》
及相关史料记载,郑伉,字孔明,家居常山象湖,幼有神童之称,三岁闻父母哭而知其哀,五岁诵故事,十三岁读书主攻科举考试的学业,为文“文理蔚然”。二十岁为博士弟子员。但进入每三年一届的省试,却一再不合、屡试不第。经过深思熟虑,郑伉决定放弃走科举求功名之路,曰:“显亲扬名,恐不在是也。”

弃考之后,郑伉走进江西丰城,拜名儒丁潜轩之门下,求践履实学,以圣贤自期。后来又拜当时名儒、教育家吴康斋先生于崇仁。康斋设馆收徒有严格的《学规》:“读书须专心致志,不出门户,痛下功夫三五年,庶可立些根本,可以向上。如或作或辍一曝十寒,则虽读书百年,吾小见其可也。”为此,康斋对郑伉说:“此间功夫非朝夕可得,恐误子远来。”意思是说,如果想要“早栽树,夜遮阴”,一步登天的话,就不必耽误时间了。郑伉已下定决心,当即回答说:“此心放逸,敢欲速乎?”

康斋治学非常严谨,“本之以小学、四书,持之以躬行实践”,常用程子的话勉励学生:“言人,当以圣为志。然进修不可躐等,必先从事于小学,以立其基;然后进乎大学,以极夫体用之全。”要求学生循序渐进,打好基础,不要好高骛远、一步登天。郑伉也十分谦虚诚恳,因此从熟读基础知识《小学》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循序提高。

康斋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劳动与读书相结合”的人,其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教育不能脱离生活”,他同学生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在劳动中讲学,在劳动中授教,在劳动中悟“道”。在康斋先生联系生产生活实际的谆谆教诲下,郑伉本人坚持“笃志力行”“日自验于身心”,逐渐细读儒学经典着作,并且烂熟成诵,慢慢领悟到“四书”“五经”之精要,达到了融会贯通的境界。许久,对于程、朱理学之道也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解,并被康斋先生认定为优秀弟子。明英宗天顺四年,康斋先生70岁时有《书郑伉卷子毕偶成》诗曰:“残经讲罢慨虞唐,步月归来兴未央。诗卷写兰吟更好,试挥余墨两三行。”。诗歌反映了康斋先生对郑伉文学才华的赞誉,也表达了康斋先生以学子成长为荣的高尚情操和高兴心情。是年郑伉27岁,而后方告别归里。

吴康斋理学继承了宋代理学路子,与程、朱理学大致相同,又兼采陆学之长,而自成一体。他的学术思想和一般理学家喜好谈理气、辩有无不同,并不热衷于那些抽象的思辨哲理,而是更加关注道德实践、道德教育的“工夫”问题,他所倡导的为学工夫论,以自己独具的特色,肇启了有明一代崛起的心学思潮。他的这一学术思想对郑伉的影响非常深刻。郑伉学成回归故里后,筑室于象湖龙池之上,经常与诸儒论议学习所得,主张一切以朱子理论为中心。凡古载籍几乎没有不读的,但坚决不读佛老之书,批驳其“毁肢体,灭人伦。”郑伉知之则言,言之则行,一时声名鹊起,被称为名儒。浙赣儒家名流如兰溪章枫山、开化吾文山、南昌张江白等,纷纷与他交往,相互交流讨论学术问题。郑伉的着作也颇丰,作品有《易义发明》《卦赞》《读史管见》《观物余论》《蛙鸣集》,凡数十万言,可惜大多被毁烬,其存世者仅十之一。

郑伉严格遵循康斋先生的教导,不仅在儒学上注重师承,而且在公益事业上尤其是教育事业也以康斋言行“衣钵相承”。其设义学,立社仓,事事都“着实”地做,可见康斋先生对其影响之大。正因为如此,郑伉自号“敬斋”,又自号“断述子”,大概是受到先生以“康斋”自号的影响,具有传承康斋“品德高洁,襟怀坦白,学识渊博”的意志,也有不忘师恩之内涵。于是,学者都称之为“敬斋先生”。

《明史》卷一百七十《列传·儒林》记载:吴与弼门下最着名的有胡居仁、陈献章、娄谅,其次是胡九韶、谢复、郑伉。《明史》还对郑伉及其业绩作出了记载。

据清光绪《常山县志》卷七《古迹·草萍驿》和卷五十八《隐逸·徐湖》记载,天顺年间,聘君吴与弼东游来到常山草萍驿,正好是农历四月的傍晚时候,忽见驿壁上西乡布衣徐湖《题壁诗》:“莫道深山不产材,春风到处野花开。草萍官道年年在,一任行人自往来。”与弼见诗,悦而访之,徐湖杀鸡、出脱粟饭对食,与弼大喜,曰:“不负此行!”后人比之郭林宗之与茅容。回驿道中,与弼唱诗云:“夜渡柴家坂,寒月照水白。野碓踯躅舂,茅斋一溪隔。”第二天晨起,与弼依然兴致不减,出发时吟诗曰:“小麦青青大麦黄,林间鸟语奏笙簧。好山遽送程程秀,咫尺云帆是浙江。晨促行装度草萍,夜来微雨喜新晴,望中尽是云山色,吟罢时闻野鸟声。”可见其心情非常之好。

又据清光绪《常山县志》卷五十八《隐逸·徐文表》和卷六十八《诗赋上》记载:徐文表,隔街人,闭户读书,吴康斋应聘道出常山,偶步至文表书斋,题“好古”二字赠之。次日,吴康斋夜宿湖头,留下《宿湖头》诗曰:“野阔云争暝,江空雨未休。问程须策马,灯火宿湖头。”

明英宗天顺七年,73岁的康斋东游衢州、建德等地,经过常山,先后在好友徐希仁儿子与学生郑伉家中住宿。见郑伉筑室于村中牛头山西北山腰,山下有洼然一区,怪石林立,泉出其中,旧传为龙湫,“造山下庐,即为书‘龙池精舍’四字”。并作《宿郑氏村居》:“依稀余墨象湖旁,鹤去山空事渺茫。嗣续喜看仁爱重,灯前聊跪告新章。”对郑伉的循序而进、笃志力行颇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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