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高梅在线平台汉文帝废除肉刑

孔琳之字颜琳,会稽山阴人。祖父孔沈是晋朝的丞相掾。父亲孔貵,是光禄大夫。
孔琳之刚强正直,有志向有能力,喜爱读书作文,通晓音乐,特别会写草书和隶书。本郡任命他当主簿,没有应命,后来他被征用为本国的常侍。桓玄辅佐晋朝官拜太尉,用孔琳之为西阁祭酒。桓玄时朝廷议论,想废除金钱,用谷子和布帛交换。孔琳之论述此事说:“《洪范》中说的八大政事,把货币放在吃饭后面,难道不是因为交易行为是日常生活的最重要的一项吗?如果不让金银为货币,百姓把精力投在铸钱上,那么必定妨碍他们做其他事,所以禁止百姓造钱是对的。今日农民只管种谷物,手工业者只管制造工具,士农工商各人只管经营他们的事业。又有哪个人用心于造钱呢?所以圣人制造无用的钱,而使有用的物质流通,既没有浪费多余费用,又减轻运输的艰难。这就是货币表现为龟壳贝壳,历朝历代都没有废除的原因。谷物布帛是宝贝,用来作为吃饭穿衣。如果今天把其中一部分划分出来作为货币,那么必定有很多损害。而且谷物布匹在商贩的手中损坏,在加减乘除中消耗。这样做的弊端,古人已说得很清楚。所以钟繇说:‘奸诈的百姓,争着用湿谷物来抬高价值,制造薄薄的布帛充作货币。’魏代历朝用严刑惩治,但没有效果。所以司马芝认为用钱不仅使国家富裕,也可以减少刑罚。货币之所以没有采用完全由于战乱长期存在,以至废弃是有原因的,汉代末年便是这样。今日钱已使用,再废除它,那么百姓一下子便失去了他的钱财。如今搜集天下的谷物,以满足天下人的饮食需要,有的仓库充足,有的只是斗把左右的储存,自然是贫穷百姓依靠富人,达到这一步,完全依靠货币。一旦废除货币,那便是被抛弃的东西,有钱无粮的百姓都坐而待毙,这是废除金钱马上会产生的祸害。况且今日用钱的地方不穷,用谷的地方也不富。另外人民用钱已习惯了,改变它必然导致混乱。俗话说:‘获利不超过一百倍,人们是不会改换他的职业的。’况且钱比谷物用起来更方便,魏明帝时,废除货币用谷交换,三十年时间,因为不方便人民生活,于是朝中进行大讨论,深通政治经济的大人物,无不认为应该再用钱,人民没有反对意见,朝中没有异议。那个时代尚且舍弃谷物而用钱作为交换工具,足以说明用谷物交换的弊端,已被当年的人们深深认识。世人或者认为魏朝不用钱很长时间,积累了很多钱,所以最后又用了钱,有利公家有利于国。其实并非如此。当年晋文公之所以后赏赐舅犯,而先赏奖成季的忠信才谋,就是因为他认为权谋虽然有利于一时,不如诚信有利于万世。魏国时一些名臣贤人在朝,君子并列,仔细谋划天下,商讨有利有害的各种大事,决定经营国家的根本方法。如果谷物确实比货币方便,应该不只追求一时的方便,而离开永远有用的顺利,这是显而易见的。这实际上是因为积累的弊端太多而想变革,改造旧的方式罢了。晋孝武帝末年,天下安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百姓乐业,自然谷物丰收,布帛充满,几乎家家丰衣足食,从这时的史实来看,钱也不妨碍人民的富裕。近些年来战乱不断发生,饥荒交迫。贫寒没有解决,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明公既然拯救天下,拨乱反正,改革制度,崇尚根本的教化,重视增加农业投资,给人民因时制宜,顺其自然,游子荡夫迷途知返,追逐末利的人自然止息,基本上达到了大家努力种田种地,旷野没能多余的土地了。从这往前走,太平之日必然可以达到,更不用担心衣服饮食了。我认为拯救时代弊病,不需要废去金钱。”
桓玄又打算恢复肉刑。孔琳之认为:“唐尧虞舜制定刑律,夏禹建立法制。大概因为敦朴和刻薄的风俗不同,但是达到政治清平的方法一样,宽容和严厉交替使用,不断地改变政策适应时代。《尚书》说:‘刑罚有的时代重,有的时代轻。’说的是刑法随时代变化而变化。三代时期,风俗淳朴,政事简明,所以当时很少有人犯法;世纪末期,风俗巧伪而政事繁多,所以人们动不动便触犯刑法。如果三千条刑法在世纪末通用,必然导致鞋价上涨的问题,这正是五帝法律不一样,肉刑不可以全部恢复的原因。汉文帝表现他的仁厚心肠,感概重新做人的道路未能打开,于是改变古代的法令,在当时被称为刑法废除的时代。名义上是轻了,实际上刑法反而重了,反而更加伤害百姓。所以孝景帝即位后,继续缓和减轻刑罚。刑罚缓和以后而百姓又目无法纪。因刑罚又威慑不了邪恶的人,就要使刑罚达到适中。这也是古人加以称赞,历代详加商讨但又没有解决的问题。兵荒之后,人民犯法更多。斩首的刑罚,本来是斩去右脚趾。汉文帝一错,沿袭而没有改变,所以前人感到遗憾,研究它们而又没有得到解决。钟繇、陈群的看法小有不同,但都希望用斩去右脚趾代替砍头。如果按他们说的去做,必然使很多人活下去。免除死亡,刑法确实是减轻了,但人们对于明显的处罚总是谨慎的,对于看不清的东西总是忽视的,忽视远方的东西,注意眼前的现象,所以古人鼎盘之上刻有箴言,把用韦玉做的弦佩带在身上,用以警戒自己细微的地方。况且小人们尤其糊涂,眼中看不见的东西,便忽视而不戒备,每日呈现在眼前的,便心惊肉跳。由此看来,犯了重罪必须处罚,犯了轻罪也不能逃避惩处。这样就可以保全人们的性命,使人口增加,仁心救人,功效显著。另外今日所可忧虑的,逃犯首先需要考虑。多次反叛的没有消除,应该让那些逃亡的人无处藏身,用以警戒还未触犯刑律的人,永远铲除罪恶的根源。至于其他的法条,应该按老刑罚来。这还谈不上适中,可贵的是窥一斑而知全豹,立一条而增进全面地改革。”

10.孔琳之论货币

前面说到,桓玄想用粮食布帛代替铜币,被孔琳之驳倒,最后废钱用谷帛之议没有实施。这里就要先介绍一下正反双方的基本情况。

桓玄,
字敬道,一名灵宝,大司马桓温子。桓温当年谋篡不成,被王谢两家联手破坏,忧愤而死,当时桓玄尚小,只是继承了桓温的南郡公爵位。后来桓玄成年,完全继承了其父的部属,占据荆江广阔土地,和晋朝廷分陕而治。到了孙恩之乱以后,东晋朝廷势力大为削弱,桓玄举兵东进,于晋安帝元兴元年占领建康,杀权臣司马元显父子,自立为侍中、丞相、
录尚书事,不久,称太尉、相国,翌年又称大将军,当年八月称相国、楚王,再不久,干脆称帝,国号为“楚”。后桓玄为刘裕所灭。

孔琳之,是孔子第27世孙,字彦琳。桓玄辅政时,孔琳之为西阁祭酒。

孔琳之和桓玄的争论,发生在桓玄刚刚占据建康不久。废钱用谷帛一事,汉代的贡禹、张林都曾经做过建议,王莽末年和董卓执政之后也都实施过。过去提出或实施废钱用谷帛,历史背景都是通货膨胀严重,但桓玄提出废钱用谷帛的背景则有不同。东晋末年,经济发展,但币制混乱,市场出现了通货缺乏的问题。桓玄试图通过废钱用谷帛的方法,解决市场通货不足的问题。

但孔琳之反对废钱用谷帛的做法。孔琳之的观点分成X个部分。首先,孔琳之认为,“货为食次,岂不以交易所资,为用之至要者乎!”货币是交易所需的媒介,在《洪范》八政中,重要性仅次于“食”。而且,从物理性质上看,“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铜钱不易磨损,携带轻便,“无毁败之费,又省难运之苦”。

其次,从废钱用谷帛的历史实践看,谷帛的特性决定了其充当货币的结果必然是市场混乱。货币要求可以分割,而谷帛分割的结果必然带来无谓的损耗,“致损甚多”,“劳毁于商贩之手,秏弃于割截之用”。另外,谷帛充当货币,也给了不法者造假的机会。前面说过,“巧伪之人,竞湿谷以要利,制薄绢以充资。魏世制以严刑,弗能禁也。”

第三,孔琳之分析了历史上废钱的历史背景。两汉末年,由于兵荒马乱,市场交易萎缩,钱“自致于废,有由而然”。在当时的背景下,本来有钱,却要废除,则手里持有货币的老百姓的利益必然受到损害,“是有钱无粮之人,皆坐而饥困。”

第四,孔琳之指出,历史上废钱用谷帛的结果,仍旧是“舍谷帛而用钱”。魏明帝时经济发展之后,谷帛代钱给经济活动带来的负面影响愈发明显,“谷用既久,不以便于人”,最后“举朝大议”,“精才达政之士莫不以宜复用钱”,统治阶级在恢复铜钱方面达成了高度一致。

当然,还有人依据魏国废钱用谷帛,财政积累“巨万”的历史,判断一旦废钱用谷帛,可充实财政,“利公富国”。孔琳之用晋文公的例子进行了比喻。晋楚成濮之战前,晋文公向舅犯征求意见,舅犯认为兵不厌诈,可以以诈取胜,但雍季则认为,诈骗取胜只能取得一时侥幸,难以持久。晋文公最后采用了舅犯的建议,取得了成濮之战的胜利,但回朝后论功行赏,却以雍季为大功。孔琳之认为,晋文公把“信”放在决策的第一位值得学习,必须妥善处理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之间的矛盾,“虽有一时之勋,不如万世之益”。即便谷帛比铜钱方便,可以给朝廷带来“近利”,但铜钱作为重要的贮藏手段,也不应废除,“而废永用之通业”。

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18世纪的西欧,曾经出现过货币金属论和货币名目论的争论。货币金属论认为:货币就是贵金属、商品、财富;它必须具有金属的内容和实质价值,而且其价值是由其内含的金属价值所决定的。货币名目论,又叫货币工具论,是从货币的关键职能,即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等角度认识货币,完全否定货币的商品性和价值性,认为货币不是财富,主张货币只是一个符号,一种票证,是名目上的存在,是便利交换的技术工具。在孔琳之的观点里,他从金属论的角度认为铜比较容易分割、携带轻便,优于谷帛,又从名目论的角度认为铜钱可以换取生活资料,充作贮藏手段。孔琳之拿18世纪的两大观点砸向桓玄,桓玄哪里有招架之力,只能放弃自己的主张。从这一点来说,孔琳之对贵金属货币性质的认识,高过之前的贡禹、张林。而这一议论,被《晋书》采用,实际上也是被唐朝官方所认可,由此开始,废钱用谷帛之议成为历史。

中国古代的法律是极不健全的,对于一般常见的犯罪,国家制定了许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杀人偿命”等原始的同态复仇惩罚措施。而且还制定残酷的肉刑、肢体刑对付伤害罪,以各种各样的死刑对付杀人罪等,单单死刑的刑法就有腰斩、凌迟等残忍手段。西汉王朝建立之后,沿用前代的刑律,用刑很重,不但处理的案件比较多,而且刑罚也很残酷,死刑、肉刑、黥、劓、刖、笞、徒刑等五花八门,刑徒们一旦触犯法律,即使侥幸不被处死,往往也活罪难逃,落得个生不如死的境地。严厉的刑罚虽然起到了强烈的震撼作用,却增加了社会的紧张感,人民整日生活在恐惧之中,更有甚者,刑罚成了地主阶级镇压劳动人民、阴险狡诈之徒诬陷忠良的工具。汉文帝继位之后,鉴于刑罚的残忍严酷,就着手废除了一些不合理的法律制度,它首先废除的就是连坐。连坐是自秦朝开始实行的一项监视人民的非常苛刻的刑罚,一个人犯了法,全家都要受到他的牵连而一同坐牢。文帝认为一人犯罪,牵扯无辜,不近情理,就在继位的当年把它废除了。为了广开言路,鼓励臣民百姓言论朝政,文帝又废除了谣言诽谤罪,以后,他又陆续废除了盗铸钱币罪等。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是废除了肉刑。汉代的肉刑有三种,即黥、劓和斩左右指,刑罚相当残酷,不但摧残了犯人的肉体,而且伤害了受刑者的人格尊严。汉文帝废除肉刑,是由一个具体的案件引起的。文帝十三年,即公元前167年,齐国的太仓令淳于意因罪被判处肉刑,经中央审查之后确认成立,定于秋后施刑,这本是当时很正常的一件事,但由于淳于意的小女儿的努力,淳于意不但免予受刑,并最终从成了汉文帝废除这一残酷的刑罚。这一天,汉文帝刚刚休息起来,正要准备处理政事,旁边的近侍太监为难地说有件小事,不知道当不当禀报皇上。汉文帝一看他的神情,就问何事,直禀无妨。于是太监报告说,官门外有一个年轻的女子,自称是从齐地来的,已经在官外待了好几天了,撵也不走,说是有奏章要呈报给皇上。汉文帝就派人取过奏章来,并宣见了那名女子。原来,在齐国的临淄地区,有一个读书人,名叫淳于意,他不但熟读诗书,而且酷爱医学,学会了许多古传的治病的方法,医术非常高。淳于意考取了功名,担任临淄地区的太仓令一职,他乐善好施,医德高尚,当地的很多人都找他治病,很快他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医生。一次,有个上级官员的妻子病了,就请淳于意去医治,由于那个官员的妻子病情实在太严重了,淳于也无法将她医好,结果没有几天就死了。那个官员倚仗着自己有权势,就诬告淳于意把自己的妻子医死了。当地官吏和他相互勾结,淳于意有口难辩,被判处了肉刑,要在脸上刺字并割去鼻子,还要把淳于意押解到长安受刑。淳于意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在临赴长安受刑前,他望着一个个哭成泪人的女儿们,长叹说:“可惜我没有儿子,只有女儿,遇到急难,连个有用的人都没有。”女儿们听了父亲的话,哭得更厉害了。只有淳于意最小的女儿缇萦没有哭,她心中暗自想:“为什么女儿就没有用,难道我就不能助父亲一臂之力吗?”于是,缇萦决意跟父亲一起上长安,为父亲鸣冤。临淄距京城长安路途遥远,当时的道路交通又不发达,一路上,淳于意父女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长安。缇萦到了长安,来到皇宫之外,要求拜见皇帝,可侍卫不让她进。缇萦没有办法,只得写好奏章,日夜守候在宫门之外,希望有朝一日皇帝外出,能有见面申诉的机会。宫廷的侍卫和太监见她可怜,又为她的真心所打动,才替她向皇帝传达。缇萦对文帝说,父亲淳于意是齐地的太仓令,为官清廉公正,为人仁厚刚直,当地百姓都十分爱戴他。只因为父亲不愿意巴结讨好上司,被诬告治罪,判处了肉刑。人死了不能复活,截掉了肢体,就再也不能续接起来。人被砍去脚,就成了残废;人被割了鼻子,就不能再长出来;在人的脸上刺字,不但疼痛难忍,而且终生都要蒙受这种耻辱,洗也洗不掉。凡是受了肉刑的人,即使以后想改过自新,却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因此,我情愿入官府为奴婢,为父亲赎罪,只求能使他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汉文帝读完缇萦的奏章,深深地被她的孝心所感动,文帝认为缇萦的话很有道理,于是他召集大臣们开会商议这件事,最后决定废除肉刑。文帝下诏说:“国家教化百姓,用严酷的肉刑惩罚人,可是,奸邪之事仍然不止,这难道不是因为方法不得当吗?人有了过错,不加教育就给予严厉的惩罚,即使想改行为善,也没有机会了。我很同情那些受了刑罚的人们。断绝肢体,割掉皮肉,本来就是不道德行为,也不符合天下为民父母的本意,现在我正式废除肉刑,用别的刑罚来代替它,让各种犯了罪的人都能得到相应程度的不同惩罚。”长安城里的百姓,早就听说缇萦以身救父的壮举,都十分关心她的境遇,也关心着淳于意最后的命运。现在看到汉文帝不仅赦免了淳于意,还废除了肉刑,不禁欢呼雀跃,称赞缇萦是个孝顺而且机智聪明的好姑娘,不仅救了自己的父亲,也救了全天下受肉刑的犯人,为天下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