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杜威的中国之旅:做了两百多场演讲,被称为“西方的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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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趟诞生于偶然的中国之行仅是时代的一个断面。但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人们能在断面中看到东西方的碰撞与新旧思想的冲突,看到中国现代教育起步时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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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有幸目睹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刻,并为那种浩大的声势所震撼。像许多西方人一样,杜威先前也觉得中国是个积重难返的民族,但通过数月观察分析,他发现事实并不如此。杜威试图让中国人相信,只要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那么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等的改革也将随之水到渠成。

“她在当地的一所英语学校接受教育,说着漂亮的英语,此外还是一个有天赋、有趣的女孩。”林徽因成为接待杜威夫妇的女主人,而林长民的两位夫人都没有露面。

杜威夫妇访问中国期间与胡适、陶行知、蒋梦麟、史量才等人合影

投入新文化运动

杜威仍是勉励中国人,“例如有好政府然后有好教育,还是有好教育然后有好政府,这是循环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要想解决,只有下手去实行。”

1919年4月,美国着名教育家杜威来到中国。两年间,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传播了先进的教育理念,也影响了一批又一批中国教育学者和青年学生。今天,我们寻着历史的脚步,让时光回溯到百年前,看看杜威的那一场教育“中国行”,都发生了哪些故事,他的教育理念又对中国教育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

1919年4月27日,美国哲学家杜威和夫人奇普曼坐船驰离了日本熊本港,前往中国。到日本讲学时,杜威并没把中国列在他的远东之行计划之内,但在日本期间,杜威接到了北京大学胡适教授的邀请信。恰巧当时北京大学的蒋梦麟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等也在日本,他们登门拜访杜威夫妇,并以北大、新学会、尚志学会、中国公学的名义,向杜威发出正式邀请。杜威这才决定到中国走一趟,把行程暂定为由上海到汉口再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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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到中国的本意是想游历一番中国的名山胜水,讲演只是附带的事情。但他没有想到在中国小住几月的计划竟延长到两年多的时光。杜威是4月30日下午抵达上海的。刚上码头,便见到了蒋梦麟、陶行知、胡适,他们三位昔日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曾师从杜威。三人把杜威夫妇接到沧州别墅,胡适用流利的英语介绍了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以及请杜威到华演讲的用意。这勾起了杜威的好奇心。他隐隐感到,这个古国正发生着一场文化巨变,这变化还与眼前这位侃侃而谈的年轻人有关。

《杜威家书:1919年所见中国与日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约翰·杜威(1859—1952)

杜威到上海的时候,新文化运动正走向高潮,胡适等邀请杜威前来,正是想以老师在世界上的声望助他们一臂之力。杜威到沪的第三天,便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会场作了题为平民主义的教育的讲演,当时的热闹场面在上海十分少见。正如十余年后他的女儿在《杜威传》中所说:不管杜威对中国的影响如何,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对他自己也具有深刻的和持久的影响。

1919年5月4日,59岁的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正在上海西门外林荫路江苏省教育会会场演讲《平民主义的教育》,现场听者众多,几乎无席可容,后来者皆环立两旁。

美国哲学家、教育家

之后,杜威夫妇在蒋梦麟和江苏省教育学会代表王杰的陪同下到杭州讲演。就在讲演期间,蒋梦麟接到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爆发了,他匆忙赶回了北京。杜威尚不知晓这场运动的进展,滞留一周后才回到上海。5月12日,民国前总统孙中山先生前来拜访,两人的这次谋面一直少为人知。痛定思痛的孙中山很重视杜威前来中国的机缘,希望这位世界著名的思想家能对自己有所帮助。于是他坦诚地向杜威陈述了自己的想法。杜威听后也受到了很大的触动。次日在给女儿的信中,他讲述了当时的情景:前总统孙逸仙是位哲学家,这是昨晚我在与他共进晚餐时发现的。他写了一本著作,书中说,中国人的软弱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以往一位哲学家的说法:知易行难。所以他们不愿意行动,害怕在行动中犯错误而无所作为。而日本人的力量正在于,他们即便在无知时也去行动,通过自己的错误进行认知。这本书以此向人们证明,行动要比认知更为容易。

不久后临危受命代理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这天也身在上海,担任杜威演讲的翻译。四天前,蒋梦麟代表江苏省教育会、胡适代表北京大学、陶行知代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码头迎接杜威夫妇的到来——他们三人留美时都是杜威的学生。浙江省教育会代表经亨颐本也计划去码头迎接,可惜错过了时间。

约翰·杜威,1879年毕业于佛蒙特大学,从事教职工作,并且继续研读哲学。1884年,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任教,后担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兼任教授。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来到中国,对中国教育新思潮和实践改革产生重大影响。

对孙中山的想法杜威非常赞赏。因为在他的思想中,行为经验才是根本的,而认知不过是行为的工具。当时刚从日本来华的杜威对中日间的关系有了敏锐的觉察,不久即在《东海两岸》和《中国的梦魇》二文中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尽管杜威也承认日本比中国发展得快,但心里却绝没有孙中山话里话外所流露出来的那种羡慕。在日本讲学时,他就对日本军国主义倾向表露出明显的反感,以至日本天皇想授给杜威一枚勋章,他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在他看来,中国决不能走日本的路子,因为那样无异于饮鸩止渴。

杜威是中国教育界各团体共同邀请访华的贵客。在华逗留27个月,足迹遍布13个省市,杜威所到之处、所识之人、公开讲演甚至课堂讲授,皆成报纸上的新闻。

“西方的孔子”走遍大半个中国

年届六十的杜威在不知不觉中,已深深陷入了中国的那场风云际会。北京学生运动的消息不断传到他的耳中,杜威夫妇急于北上,5月30日便到了北京。杜威有幸目睹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刻,并为那种浩大的声势所震撼。像许多西方人一样,杜威先前也觉得中国是个积重难返的民族,但通过数月观察分析,他发现事实并不如此,所以他于1919年12月发表在《亚洲》杂志上的《中国人的国家情感》一文中,告诉西方人说,五四运动是中国国家感情存在与力量的突出证明,如果还有什么地方的人对中国人爱国主义的力量和普及程度抱怀疑态度,那么这种证明就是深切而且令人信服的教训。一年之后,杜威还写了《中国的新文化》一文,他一方面大力宣扬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未来的希望打下了最为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则试图让中国人相信,只要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那么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等的改革也将随之水到渠成。

在彼时的中国人眼里,杜威是学术明星,更是动荡时局中降临的智者。1920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授予杜威荣誉哲学博士学位的典礼上,蔡元培直接称杜威为“西方的孔子”。杜威在1920年12月的一封家书中提到,有人在邀请他演讲谈宗教问题时“非常天真地说,既然罗素和我都在中国,他们希望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1919年,中国正处于民国期间,军阀混战,局势动荡。在乱世之中,想要给学生一个安静读书的环境十分不易,但还是有很多爱国人士及关心教育的人们,克服困难,为教育的未来筹谋规划着。

在中国各地讲演

杜威无法解决一切问题,他这趟诞生于偶然的中国之行仅是时代的一个断面。但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人们能在断面中看到东西方的碰撞与新旧思想的冲突,看到中国现代教育起步时的模样。

美国教育家杜威,就是在这个时期来到了中国。1919年4月,已经60岁的约翰·杜威受到时任北京大学教授胡适等人的邀请,从日本中转,来到中国。他的中国之行,成为了中国教育界的一项盛事。

胡适和蒋梦麟知道自己的恩师对中国发生的事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挽留他多呆一段时间,杜威欣然应允。经与他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磋商,定下了一年的期限。后来又延长了一年。杜威在中国居留的时间长达两年又两个月,在杜威一生的讲学或旅行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学生请来“洋先生”

据史料记载,当时《申报》就曾发布了杜威来华确切日期,并称他为“世界思想领袖,教育先导,教育部、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苏省教育会和浙江省教育会均将派代表欢迎”。

为此杜威重新调整了自己的讲演计划,增添了多方面的内容。这样,从1919年6月8日开始,杜威先后在教育部礼堂、清华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地作了十六次社会与政治哲学讲演,十六次教育哲学讲演,十五次伦理学讲演,八次思维类型讲演,三次关于詹姆士、柏格森和罗素的讲演。这些讲演发表在《晨报》、《新潮》等报刊杂志上。后来这五大系列讲演还被汇编成书,由北京晨报社出版,并在杜威离华之前重版了十次,每版的印数都是一万册,在当时产生了轰动效应。

中国,一开始并非杜威讲学的目的地。

4月30日,在杜威与妻子女儿抵达上海后,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中国知名学者及大批教育界人士均前往迎接。杜威来华,对当时的中国教育界犹如在黑暗中带来一道光,给渴望改革中国教育、学习新思想的教育界人士及青年学生带去了希望。

在这些讲演中,杜威总想通过不同的角度不厌其烦地告诉中国人,现代西方文明的精髓在于精神文化,中国人若想从西方得到启示,就得从这一点着眼,来改造自己的民族精神。杜威还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传统中国文化的痼疾所在,为中国人表现出来的对国家问题的冷漠而震惊。在上海时他问及一个中国人对日本占领满洲的看法,后者神色自若地答道:哦,那是满洲人的事儿。杜威到北京后,一天从清华大学回到住处去,他看到一个行人被马车撞翻在街道上,受伤很重,但行人却不予理睬,最后还是一群外国人把伤者送到医院。这件事使杜威觉得,中国人的冷漠是否属于一个民族心理习惯问题。

1919年1月22日,杜威夫妇搭乘日本的“春秋丸”号客轮,从旧金山出发,前往日本。他接受邀请,在东京帝国大学作几次讲演。

在抵达中国的第三天,杜威就做了一场名为《平民主义的教育》演讲。据记载,曾有千余青年冒雨赶来“听者之众,几于无席可容”。

带着这个问题,杜威的足迹踏遍了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市,讲演之余,还考察了各地的风土人情。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2月24日,他的女儿露西和伊夫琳也从美国来到了中国,帮助父亲了解中国。最后杜威终于发现,问题在于中国人的保守,在于他们对自然、对土地的依赖超出了对国家的关心。于是杜威有意识地把自己的体会渗透到讲演中,想使中国人明白自己的处境。1919年8月他和胡适等人到山西,在《学问的新问题》的讲演中,他说,人们必须要把握时代的变化,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解剖不合时宜的传统文化,看清文明的真义。为了使中国人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保守习惯,使新文化运动履行自己的使命,杜威还分析了这种保守主义的思想根源。

“夫人和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流逝,照现在的情形,我们度假最远所能到达的地方只能是日本了。如果现在不去,以后就更不会再指望了。”自觉年岁已高的杜威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这趟旅程,他希望演讲能使自己与远东正发生的事情产生更紧密的联系,“若不然,它们也许只会成为我们所举的事例。”

令人没想到的是,杜威的“中国行”竟然长达两年之久,从1919年5月一直到1921年7月。原因是杜威来到中国后不久,1919年“五四运动”就爆发了,中国民众对科学和民主的追求和热情,让杜威深感震撼,于是他一再延长归期。

杜威夫妇在日本受到“暴风雨般的款待”,接二连三的娱乐与社交让他们兴奋又疲倦。消息传到中国,陶行知听后又惊又喜。惊的是自己预备两三年后做的事情,日本先做了。继而又欣喜地想到,杜威既到东方,必定能帮助东方的人建设新教育,而杜威的学说也必定从此传得更广。而且日本和中国相隔很近,或者暑假的时候可以先请杜威来中国玩玩,否则就到日本去看看他也好。

杜威在中国的两年间,除了教学,他大约做了大小演讲200多次,足迹遍及了大半个中国。资料显示,当时的中国共有22个省,杜威走访了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等11个省。

适逢陶孟和与郭秉文正欲赴欧洲考察战后教育。陶孟和是北京大学教授,郭秉文时任南京高师代理校长,也是杜威的学生。陶行知当即与郭秉文商谈,决定由他们顺道日本时当面邀请杜威来华。

除了演讲,杜威还对中国各地的教育进行了参观考察。而杜威每到一处,无一不引发轰动,他丰富的教育理论、独特的教育思想传播在了中国的土地上,人们亲切地称他为“西方的孔子”。

“现在又有你欢迎的信去,我看杜威先生十分有六七分能够来了。”1919年3月12日,陶行知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自己不久也要写一封信邀请杜威。

赞叹幼儿园里的“生活即教育”

杜威本来也考虑,等结束在日行程后到中国游玩,只是时间预计不超过六周,因为“钱很可能快用完了”。但3月14日,郭秉文、陶孟和在东京与杜威见面,询问他能否在中国待上一年。

对于南京,杜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两度到南京,据杜威的女儿提供的家书记载,当时杜威夫妇首次来南京是在1919年的5月17日,在南京,他们逗留了大约两周的时间,杜威的学生,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热情地招待了杜威,并带他们参观了南京的名胜。

“妈妈很渴望去,我的渴望程度也丝毫不弱于她。我只是含蓄表达,我有此意愿,至于能不能成,则是另一回事了。”杜威在给儿女的家书中说,邀请者会向杜威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提议,交换一个教授过去,如果哥伦比亚大学不同意交换,便由中国方面支付杜威的薪水。“花上一年的时间,一个人肯定可以从东方学到一些东西。”

根据杜威写给女儿的家书及他后来的回忆资料,人们捕捉到了他在南京的足迹。他首先参观了清末时期的江南贡院,并在家书中这样记载:“我们参观了旧时考试大楼,现在正在被拆除。”旧时考试大楼就是所谓的南京“江南贡院”,那时的贡院因科举制度的废除,已被闲置14年。

“我每日总想写信把我们想到中国来游玩的事告诉你,所以接到你的信格外高兴。”杜威还在3月28日给胡适回信,信中说:“你问我能否在中国讲演,这是很荣耀的事,又可借此遇着一些有趣的人物。我想我可以讲演几次,也许不致于我的游历行程有大妨碍。”“(郭、陶提议在中国住一年)这个意思很动听,只要能够两边大学方面商量妥帖了,我也愿意做。我觉得几个月的旅行实在看不出什么道理。要是能加上一年的功夫,也许我能有点观察了。”

民国七年,贡院被下令拆除,只有部分号舍被保留。贡院位于南京城南秦淮河边,毗邻夫子庙,曾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科举考场。

了解杜威的心意后,蔡元培代表北京大学向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先生发去电报,征求同意。巴特勒批准杜威告假一年,以便接受在北京大学讲课的邀请,假期无薪俸。

“5月里我初到南京的时候,南京高等师范的附属幼稚园正在养蚕。”这是人们在《杜威:教育即生活》一书中找到的记录他在南京参观的另一处足迹。

但直到4月27日从日本神户启程,哥伦比亚大学的答复电报尚未抵达。未来的旅程充满变数,他不知道自己会在中国待多久,也许六周,也许一年。

据说,当是杜威在参观南京高等师范附属幼儿园时,看到师生们正在养蚕,他们从选择蚕子和保存蚕子做起,渐渐用桑叶饲养蚕,让它作茧。

唯一确定的是,杜威的中国学生们已为欢迎他而筹备了一些庆祝活动。“我得不停地演讲,以回馈他们。”上海、南京和北京三地的演讲必不可少,杜威估计,学生们还安排了别的一些地方,而从地理书上看,这些地方又相互间隔得这么远。

杜威到幼儿园时,已是蚕宝宝在抽丝的时候了。对南京高等师范附属幼儿园的养蚕一事,杜威深有感慨,事后每提及此事,他总忍不住夸赞“这种层次渐进的训练,倘抽象的看来,不过很有趣味罢了,其实在知识上有极大的价值。

“演讲的次数可能比我意愿的更多。”杜威在给友人的信中这般猜测。而猜测的依据,正是他在尚未抵达中国土地时对这个国度的想象与洞察:“在这里,人们对‘学者’有极大的尊崇,当然这是一种迷信,不过总归是件好事。”

小孩子从蚕子看起,进而幼虫,再进而作茧,变为飞蛾,几个礼拜以内看出生物的全套变迁,一定能看到许多生物学上的知识。”这也是他一直倡导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真实写照。

“你非去听一次不可”

此外,在第一次到访南京期间,杜威最感兴趣的是南京的学校教育。他花了6天时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接连作了题为《平民主义之教育》《经验与教育之关系》《真正之爱国》和《共和国之精神》等演说。

“雄野丸”号客轮行驶在太平洋上,杜威的夫人爱丽丝仍在怀念刚作别的日本。她带了一套棉制的和服去中国,打算在自己的房间里穿。

在1920年3月底,杜威受邀南下讲学,再度来到南京。还是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他系统地讲授了《教育哲学》《试验伦理学》与《哲学史》,对当时中国教育体制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们就要去中国了!”爱丽丝·杜威想起自己孩童时代读过的书籍,或许是《马可波罗游记》,里面有关于古老中国的种种记述。再看看眼前波动的海水,一切仿佛一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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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唇上蓄着一撮仁丹胡,鼻梁上架着一副无边眼镜,头发已现斑白。他尚未踏足中国土地,中国公众——尤其是教育界已经对他的事迹耳熟能详。

1921年,中国学制改革,就以美国教育体制和杜威教育理论为蓝本,明确提出了“发展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生活教育”等教育标准。

为了给杜威的中国之行预热,陶行知撰写了《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一文,发表在1919年3月31日《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第6号上,后来又印成小册子在杜威讲演现场发放。而杜威将于4月30日抵达上海的消息,已提前刊登在《申报》上。

知名校长曾是他的“得意门生”

杜威夫妇如期抵沪,蒋梦麟、胡适、陶行知在码头迎接他们,然后送他们入住沧州别墅。杜威夫人将上海与底特律做了一番比较,结论是除了没有那么多烟囱,其他差别还描述不出来。

中国早期赴美留学的学生大多以学习近代科学为目的,但其中一些人都在后期转学文科,因此,一些希望通过教育救国的人也就由此成为了杜威的学生。

接下来两天,杜威夫妇在蒋梦麟等人的陪同下参观了申报馆,与报馆总经理史量才合影。他们还参观了商务印书馆和一家规模较大的纺织厂,看到纺织厂里雇有六岁童工。杜威在家书中评价:“这里对劳工的保障尚且不及日本,日本至少还有些虚应其事的表面文章。”

郭秉文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也是杜威的第一位中国学生。郭秉文于1911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并于1914年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校长。

他们还去拜访了曾国藩之女曾纪芬。给杜威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位裹小脚、有十个孩子的老太太,奖赏过一篇讨论废除纳妾制度方法的文章。

蒋梦麟与胡适是前后脚进入杜威门下的学生,二人都是先学农学,后转入的教育学。有趣的是,他们后来分别成为了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于1930年正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而胡适则在1945年接替蒋梦麟成为北京大学校长。

杜威的首场讲演原定于5月2日、3日,临时改期至3日、4日。2日晚上八点,胡适在江苏省教育会会场演讲“实验主义”,作为杜威讲演的导言。胡适的讲演庄谐杂出,时不时征引谭叫天、梅兰芳等名流为例,很受听众欢迎。

与胡适同时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学的还有陶行知,二人既是同乡又是同学,也正是陶行知,将杜威的教育理论开展了中国本土化的创新实践,他进一步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论,影响至今。

杜威演讲引起的轰动,很大一部分功劳或许归于胡适,有的听众甚至是为瞻仰胡适的风采而来。一位当时到会的青年后来回忆,因为胡适在《新青年》上鼓吹文学革命,批判旧的传统习惯,上海的青年知识分子们一提到他的大名都激动不已。在去听讲演的路上,他们竭力想象胡适是什么样子:“我们都认为他应该是个典型的归国学者,笔挺地穿着西式服装,大概有10英尺高。但当他伴着杜威走上讲坛时,他竟是穿的中国长袍,举止谦和恭敬,与大多数的归国学者完全两样,完全像个传统的中国学者。”

此外,在1917年,还有三位中国学生同时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他们是李建勋、张伯苓以及陈鹤琴。李建勋学成归国后,曾任北师大教育学院院长,在教育界与陶行知并称为“南陶北李”。

在胡适眼里,杜威不是一个善于调动听众气氛的演说家。1921年7月6日,在杜威离华前夕,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杜威不长于口才,每说话时,字字句句皆似用气力想出来的。他若有演稿,尚可作有力的演说;若不先写出,则演说时甚不能动听。”

张伯苓则是南开大学的创立者,也是西南联合大学的创办人之一。而陈鹤琴也在毕业后,继续开展教育学研究,他提出了“活教育”理论和五指教学法,被称为“东方的福禄贝尔”。

“他不善言辞,有时使用艰深字眼令人难解。不仅外国学生有此感觉,即使美国学生也不能免。”杨亮功对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讲课的效果也有记述,“因此我们这一班学生约有二十人,每人拿出美金五元请一位速记小姐,由她将讲辞速记下来,加以整理,分发各人。”

这些杜威的“得意门生”,在学习和研究了教育理论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实践,将中国教育带向了发展之路,也间接地让杜威的教育思想影响了中国近百年。

与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课不同,杜威在中国的两百多场讲演,现场常有翻译。为杜威讲演担任翻译次数最多的是刘伯明,其次是胡适,此外还有陶行知、郑晓沧、曾约农等,都是当时的教育名家。翻译者的口才稍稍弥补了杜威演讲风格的缺陷。

赵元任之妻、中国第一个留日医学女博士杨步伟曾回忆,杜威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时,她作为一个医生,既不懂哲学又不懂英文,本来没有兴趣。但一位朋友告诉她:“你不用愁不懂这个那个的,有一位北大教授胡适之先生做翻译,不但说得有精有神,而说到一般人都可以懂哲学,并且他人非常漂亮,有风采,你非去听一次不可。”

来自西方的“记者”

“共和的国家,就是要施行平民主义的教育……什么叫做平民主义的教育呢?就是我们须把教育事业为全体人民着想,使得它成为利便平民的教育,不成为少数贵族阶级或者有特殊势力的人的教育……”

杜威在华第一场讲演《平民主义的教育》甫一结束,潘公展即整理出讲演记录,发表在5月出刊的《教育潮》1卷2期,也发表在5月12、13日的《晨报》上,便于杜威教育思想广泛传播。

中国人热切盼望通过杜威一次次讲演了解西方最先进的教育思想,杜威察觉到了这一点。他给成百上千人做演讲,也被邀请参加一些约五十人的会议。无论听众还是参会发言者都“充满了感伤,思想非常开放,急切地想要学到一些东西,从而抵抗现实困境”。他们回应最多的议题是“以儿童为中心,而非以学科为中心”,这也是杜威教育思想的核心理念。

讲演以外,杜威兴致盎然地在与中国人的日常交往中观察这个陌生的国度。他像是西方送往中国的特派记者,不断传回现场写就的时评。

最让杜威困惑的是中国人对于行动的胆怯。

“中国人说起话来要比他们做起事来更为得心应手——尤其是谈论政治方面的话题。”在1919年第19期美国《新共和》杂志上,杜威评论中国人“擅长揭露自己的缺点,他们以非同寻常的、合情合理的态度对他们自己的弱点和失败进行详细评论。他们沉溺其中的毛病之一,是喜欢寻找积极行动的替代品,喜欢避免介入也许是不可回避的行动过程”。

在1919年6月的家书中,杜威批评得更为直白:“这个国家的座右铭包括‘谁知道呢’‘就这样吧’,我还要再补充一条,那就是‘糟透了’。他们不会去解决问题,只是很自在地把弱点和糟糕之处都暴露出来,然后极其平静而又客观地说,‘糟透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让一个民族过分理性,但是因为过分理性而招致很多代价则是有可能的——这就是中国人了。”

而在此之前,杜威已经和孙中山就中国古谚“知易行难”做了一番探讨。1919年5月12日,杜威和孙中山在上海沧州别墅共进晚餐。席间,孙中山解释,中国之积弱是因为将“知易行难”根植于心,中国人害怕犯错所以不行动,只希望求得理论上的通盘了解,而同时期的日本人甚至在茫然不自知的情况下已扩充了军备。

孙中山表示,自己已经写了一本书来向他的国人证明“知难行易”的事实。杜威应当是赞同孙中山的观点,他对孙中山说:“过重实用,反不切实用。没有人在西方相信‘知’是一件容易的事。”

五四运动使杜威改观,他开始相信,中国正经历“一场真正的觉醒”。虽然在运动爆发初期,杜威以为这不过是“一种万圣节式的学生狂欢”或者“大学里男生宿舍的打斗”,但到1919年6月底,当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消息传开时,杜威在家书中赞叹:“这是公众意见的胜利,一切都是由这些学校里年轻的男孩女孩们推动的。”

讲了四遍《教育哲学》

北京与南京,是杜威发表讲演的两大阵地。

1919年5月29日,杜威夫妇抵达北京,《晨报》作报道并配发一张杜威当日的正面半身照片。此前一个月,杜威夫妇在江南一带游历,在杭州游览了西湖与城墙,在南京参观了贡院与文庙,其间穿插着讲演。

到达北京的头一周,杜威没有讲演。他和夫人爬西山,参观紫禁城和颐和园,还在胡适陪同下去北大看望被拘捕的学生。

6月有六场讲演,前三场围绕“美国民治的发展”,后三场主题是“现代教育的趋势”。杜威在家书中说,第二场讲演的听众人数比之前他在各个地方经历的都多,每当他评论“美国人不需要依赖政府做什么,而是自己直接去做”时,听众很快就有了反应,并且充满热情。

杜威已经确定自己能在中国待一年,问题在于中国局势混乱。蔡元培第三次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人们甚至担忧北大会解散——而杜威是北大出面邀请的,双方签有聘任合同。

经费问题也颇令人头疼。杜威只隐约知晓,他在华第一年的费用是由私立社团支付的,即便北大关门,也能支持下去。后人考证,这笔至少一万银元的“巨款”是蔡元培动用关系,请范源濂创建的尚志学会、林长民一系的新民会以及清华学校等机构帮助分担的。当时的国立大学校长月薪600元。

所幸北京大学没有停摆。1919年9月,秋季开学,杜威开始在北京大学教授《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共16讲,持续至1920年3月。

与此同时,杜威也在位于西单手帕胡同的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会场讲演《教育哲学》,同样是16讲,每周日上午9时开讲,持续至1920年2月,由胡适口译。

杜威在中国一共讲了四遍《教育哲学》,在北京是第一遍。1920年4月9日至5月16日,他在南京高师讲《教育哲学》,共10讲,由刘伯明口译。这两次讲演的体例与杜威1916年出版的着作《民主主义与教育》大致相似。

1920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杜威在长沙遵道会讲《教育哲学》,共五讲,由刘树梅、曾约农等翻译。

1920年秋至1921年夏,他在北京高师教育科直接以《民主主义与教育》为教本,讲授了一学年的《教育哲学》,无人翻译。听讲者中有一个非常勤奋的学生常道直,逐日记下详细的英文笔记,课程结束后译成中文,取名《平民主义与教育》,由商务印书馆于1922年出版,杜威专门写了序言。此书小六开本,368页,定价一元二角,当时的广告说其“因为从口语译出,尤为阐明透彻,师生皆当购阅”。

早在1919年10月,杜威访华将满半年时,其演讲词已经结集出版。“本书按照博士行踪,由沪而杭而宁而京,编成有系统的演讲集,末附杜威夫人演讲集。装订一厚册,实价三角五分,预约只收二角五分……”《申报》在9月发布该书出版预告,盛赞“杜威博士为今世三大哲学家之一,此次来华演讲,足以开中国学术教育界之新纪元”。

杜威还在北大开过一门课,讲授“思想之派别”,共计八讲,每堂课两小时。第一堂课在1919年11月14日开讲,内容是古典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尽管主题也难,时间也长,但仍然来了三百个学生,这让杜威非常欣喜——在美国的时候,类似课程只有大概十五个学生。

“当然,到了下一讲的时候,人数会骤减,再往后减得更多。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未必真的听懂了。但是,这里的学生确实有一种强烈的需求。”在写给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教授布什的信中,杜威诚挚邀请这位同事也到中国来,“较之日本,这里的事情藏得更深,不容易窥见,我指的是政治之类,但您能享受一段非常美妙的时光。”

促成第一次“男女同校”

除了陪伴杜威,杜威夫人也在访华期间发表了十余场讲演,题目主要是“男女同校问题”或“女子教育问题”。她在长沙周南女校讲演过“美国女子在社会上之地位”,在福建法政学校讲演过“英美女子要求参政权之经过情形”。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方还曾邀请杜威夫人演讲。杜威夫人到校后,方还让一位英文女教员转达,希望她演讲时务必强调服从的重要性。杜威夫人听后婉拒:“请你告诉方先生,我不便把全篇演说的意思一齐更换了。”

胡适在记述这个故事时嘲笑方还,既然怕新教育的思潮,就应该把大门锁了,不许杜威夫人进来,“既让她进来了,又要请她讲‘服从的紧要’,不但丢脸,也未免太笨了。”

保障女性在受教育权利上与男性平等,这是杜威夫妇访华期间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事实上,1920年杜威在南京高师暑期讲习班的讲演,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男女同校”。

也有让杜威夫妇眼前一亮的中国女性。杜威家书记载,1919年6月,杜威夫妇在一位中国官员家中享用了一顿非常精致的晚餐,后人考证其为林长民。席上只有两位女性——杜威夫人和当时14岁的林徽因。

“她在当地的一所英语学校接受教育,说着漂亮的英语,此外还是一个有天赋、有趣的女孩。”作为林长民的长女,林徽因成为接待杜威夫妇的女主人,而林长民的两位夫人都没有露面,因为要在二人中选出一位作为女主人会很尴尬,“我们被告知的原因则是她的母亲生病了。”

杜威的女儿露西在1919年7月来到中国,加入父母的行程,直至1921年8月一同离开。在奉天,露西曾被邀请到高等师范学校发表一个简短的演说。

“你们简直想象不到露西上台成了多么罪大恶极的一件事:一个年轻的未婚女性竟然出现在整个学校的年轻男性面前。”杜威在家书中评价,满洲比中国其他地区更为保守。

杜威对阎锡山治下的山西评价甚高。阎锡山重视教育,1919年7月,当杜威听说山西第二年会有60%以上的孩子入学接受义务教育,他感觉“对中国充满了希望”。后来在与湖南省省长谭延闿会面时,杜威“盛称山西”。

1920年10月26日,杜威在长沙开讲《教育哲学》时,谭延闿亲自担任演讲会主席,以示重视。不过,当天的日记里,谭延闿称杜威的演讲“语皆平实,老生常谈也”。

不欢迎杜威的也大有人在。1919年11月,山东驻京议员邀请杜威赴鲁讲演。山东督军张树元得知后急电北京,请政府阻止,称山东“本省人士极为反对,如果实行,窃恐别生事端”。

但在胡适陪同下,山东之行并未流产。12月,杜威在济南作“教育原理”“新人生观”等演讲。

告别中国

在中国的生活令杜威发胖了。

“我从没向你们透露,我变得有多重。几个月前,当我尝试着称一下的时候,发现是170斤。自那以后,我倒也从没觉得这个数字不可接受。”1920年4月,杜威又来到南京。不同于第一次的游历,这回,杜威把他在中国的“司令部”从北京搬了过来。

原定的一年之期即将结束,杜威考虑过,也许应该尽快回美国。他觉得自己已经讲完了所有通识类课程,甚至将他想说的一切都说完了,“而这些内容印刷成书,传遍了中国——要记住这里可是有四亿人啊,我不可能明年再把相同的事情重讲一遍。”

但杜威最终决定,将逗留中国的时间再延长一年。“去年,几个私立学会给我付工资,今年则是国立大学。”每周,杜威在南京高师有固定的八堂课,每堂课仅一个小时,“所以工作量很轻”。他每天登上南京的山丘或城墙,通过散步来减肥。

“从5月中旬开始,我就要绕着长江省份巡回一圈了。”杜威在给美国同事的信中公布了自己的决定和计划,“我明年的教学工作会更集中在大学,尽管我冬天还要花不少时间去广东——这是另一个我想留下来的原因,我们还没有去过南方。我们规划了一次夏天的旅行,虽然有些美国人基于健康的考虑强烈反对。”

在华最后一年里,杜威的足迹遍布长沙、武汉、南昌、厦门、福州、广州等南方城市。当他6月重返北京高师,发表离开中国前在北京的最后一次讲演时,杜威将题目定为“南游心影”。

杜威在演讲中说,此次南游,他对于教育的感想有悲观一面,也有乐观一面。他心痛于各省裁减教育经费而扩充军政,同时赞美福建商人陈嘉庚,因恨自己没受过高等教育,不惜捐出财产创办厦门大学。广州政府对教育的锐意改革,则让杜威认为看到了中国教育的前途。

哥伦比亚大学几番来信,催促杜威在1921年夏天返回美国,开一门教育课和一门哲学课,“哲学课可以谈谈目前东方的境遇,或者任何您想聊的话题。薪水会是1250美元。”开课最晚期限是8月12日,杜威归期将近。

1921年6月30日午间,北京大学、男女两高师、尚志学会、新学会五团体为杜威夫妇及女儿饯行,宴席设在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

也是在来今雨轩,1919年10月19日,北京教育界为庆祝杜威60岁生日举办过一场盛大的晚餐会。当日恰逢孔子生辰,蔡元培在致辞时说:“我觉得孔子的理想与杜威博士的学说很有相同之点。这就是东西文明要媒合的证据了。”

临别之日更须致辞。

“杜威博士平常是很乐观的,但这一次看他仿佛很是抱歉,以为正值中国多事之秋,他不能尽多大的力。”在范源濂、梁启超之后,胡适第三个致辞,他说虽然现在有人把杜威的学说误解了,例如看见杜威不主张考试便想赖考,但聊可慰藉的是,毕竟要赖考的人也在看杜威的书。“只要有人爱看博士的书,将来定会得到美满的果实。博士并不提倡一种主义……他给人的,只是方法。”

杜威夫人的致辞颇为动情:“美国人从前总以中国为一大块黑暗的地方,五六十岁的人都作如此想,我从前也不敢前来,但是来了以后,觉得不然。暗室当中已经有了电灯,墙上挂着的许多美术品都因而看见了。”曾有人告诉杜威,说他“现在就是中国的标志性明星”,而他的夫人则是“女人和女孩世界里的明星”。

“这两年,是我生活中最有兴味的时期,学得也比什么时候都多。”杜威仍是勉励中国人,要敢于行动:“例如有好政府然后有好教育,还是有好教育然后有好政府,这是循环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要想解决,只有下手去实行。”

杜威夫妇最后在山东盘桓了大半个月,游孔林、孔庙,登泰山,发表了几次演讲。

1921年8月2日,杜威偕妻女从青岛码头乘“西京丸”号,取道日本再回美国。他们打包了十个旅行箱、九个手提箱,里面有丝绸、刺绣等来自中国的礼物。

在开往青岛的火车上,杜威写下两年又三个月的中国之行中最后一封家书。他问身在美国的孩子们:“你们会惊讶,我有多不愿意离开一个将教育学授课都当成新闻来采访的国家吗?矛盾之处在于,这里虽然学校和教育经费匮乏,但人们讨论教育问题的兴致却比其他国家都高。”

(本文主要参考《杜威在华教育讲演》《杜威在华学谱》《中国心灵的转化:杜威论中国》等书目,以及杜威夫妇1919-1921年间往来书信。书信由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刘幸整理、翻译后提供,特此感谢。同时感谢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法奇、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冯建军对本文的帮助。)

南方周末记者 谭畅 南方周末实习生 桂天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