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高梅在线平台金融诡才周作民

近代人物

《保险中介》:金融诡才周作民

中文名:周作民

美高梅在线平台,整理 | 《保险中介》杂志记者 周发兵

职业:民国银行家

沉默的伪善者

性别:男

周作民出生于1884年2月12日(清光绪10年16日),是周恩来的淮安同乡。他父亲周佩香中过举人,但未入仕途,以开馆授学为生。有一件小事或许可以透漏一些他早年成长时期的家庭氛围:周作民原名维新,戊戌维新以后,恐触时忌,改名为作民。

周作民人物

早年的周作民似乎是一个听话的乖学生。他自幼随父读书,打下了良好的国文基础。16岁时,他转入无锡谈氏主办的东文学堂读书,师从大名鼎鼎、后来师德颇遭人非议的罗振玉。由于聪颖好学,周颇得罗氏喜爱。

周作民(1884-1955年),原名维新,江苏淮安人。早年留学日本。1935年任金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民国银行家。

1906年,周作民以优异成绩考取广东官费赴日本留学,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就是京都帝大的前身)学习,两年半后,广东官费因故停发,周作民只得辍学回国。周作民在日本期间,正是中国留日学生群情激愤、反清活动极端高涨的时候;他没有受到这种情绪的感染,这个20出头的年轻人把全部精力用在功课上,连寒暑假都不间断。从他后来的作为来看,他对政治其实一点都不冷漠。对于权力,他有着非同寻常的敏感,他深知权力的厉害,也懂得如何接近、利用权力。

周作民人物生平

1908年秋,周作民回国在南京法政学堂任翻译,并在业余时间自学财经。辛亥革命后,周作民担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库藏司科长。1912年随临时政府北迁,他在财政部继续供职,并于1913年任库藏司司长。1915年周学熙出长财政,周作民试图留任的努力失败以后,离开了财政部,也永远地离开了仕途。此后,他出任了交通银行(601328,股吧)总行稽核科科长,并兼任国库课主任,开始了他的银行生涯。

周作民抗日战争时期在上海指挥金城银行各地分行业务。1948年因不堪国民党政府的勒索而出走香港,1951年回到北京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2年任公私合营银行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

由于曾经在财政部任要职,周作民积累了广泛的人脉资源,这为他后来下海经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周作民一到交通银行,便成为核心骨干“五总”之一。他与文书课主任陈福颐、会计课兼钞券课主任谢霖三人负责处理总行的一切日常事务,是交通银行的实权派。

周作民幼年在其父所设的学馆读书,父亲周佩香是个举人,以开馆授学为生,家境清贫。周作民自幼随父读书,15岁时转入东文学堂读书,师从著名学者罗振玉。1902年前往广东,进入广东公学,学费由该校教师罗振玉倾力相助。1906年周作民以优异成绩考取广东官费赴日本留学,因周作民本籍江苏对广东来说便是外省人曾被取消赴日资格,经罗振玉找到当时广东桌台兼留日主考官,以人格担保周作民定能学成归国,为民族振兴效力。罗先生竭尽全力地教导栽培资助扶持周作民长达八年之久,恩重如山。

当时北京有两家主要的银行:中国银行(601988,股吧)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高级人员的特点是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交通银行高级人员则多能应酬拉拢,手面较大。交通银行也是臭名昭著的交通系大本营。

周作民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两年半后,广东官费因故停发,他只得辍学回国。

周作民在交通银行最大的成就是摆平军阀倪嗣冲,设立芜湖分行,此事也成为他日后成立金城银行的最直接契机。当时交通银行总经理梁士诒想在芜湖设立分行,发展皖南的茶叶贷款与押汇业务,但慑于安徽督军倪嗣冲的蛮横跋扈,一直未能得逞。梁不甘心,又派周作民前往尝试,给予活动费2万元。

(历史

周见倪时,申述交通银行有计划贷款发展皖南茶叶,将来可使皖省税收增加,这一谈话,倪闻听甚为动容,当晚设宴招待。宴罢由周陪倪作麻雀戏,第一晚,周即输了5000元,遂开中国银行支票拨付。倪见周举止豪迈,同时在晤谈中又见周对金融、财政、实业诸端陈述甚详,则默加赞许。周作民与倪嗣冲周旋了二十余日,始终未提在芜湖设立分行的事情,直到最后临行前夕,周向倪辞行时才提及此事,倪未加考虑即慨然允诺,但希望周能亲来办理此事。整个公关过程好像一部戏剧,周作民在其中收放自如,分寸拿捏准确,宛如天才的演员,令人叹为观止。

1908年秋,周作民在南京法政学堂任翻译,并在业余时间自学财经。辛亥革命后,周作民担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库藏司科长,走上仕途。1912年随临时政府北迁,在财政部继续供职。1913年任库藏司司长。1915年周作民离开财政部,任交通银行总行稽核科科长,后又兼任国库课主任,从此开始了他的银行生涯。

周作民不仅熟悉和善于利用人们之间各种卑微苟且的勾当,也明了如何与真诚公正、高尚质朴的人打交道,比如范旭东和卢作孚。他们两人不仅个性极强,而且为人处世也很方正严谨。周作民曾经给予永利和民生巨大的支持。金城银行在永利前景还非常不明朗的时候就决定投资支持,甚至在1921年后,永利和金城订立透支了10万元的合同,透支数额逐年增加。一向喜欢对投资的企业直接管理的周作民,虽然担任了一辈子永利的董事长,但对永利的事却从不过问。

1917 年 5 月周作民创办金城银行,任总经理。

周作民对永利的态度建立在他对范旭东的了解之上,他曾经说过:“范旭东这个人脾气耿直,平时绝少迁就,对人从不敷衍,自信力很强,事业心很重,也守信用。”而且,周作民一贯是喜欢耍手段的,但是他每逢和范旭东打交道却不如此。摆平倪嗣冲的周作民和作为金城的董事长、范旭东朋友的周作民简直判若两人。

金城银行成立后,周作民充分利用政治势力,左右逢源,业务得到迅猛发展。仅仅经过3年时间,在华北就获得了与中国、交通、盐业3银行并列的地位,奠定了发展基础。金城银行通过大量购入北洋政府公债、国库券和进行财政性投放等方式,既获得了巨额利润,又为北洋政府渡过财政困难提供了支持。1921年,金城银行与盐业、中南等银行组成联营机构,后来大陆银行也加入。至1927年金城银行资本总额已经增700万元。

周作民不是没有自己的算计,他知道永利的价值,这个价值绝不仅仅在于赚钱多寡。他说:“我们金城在永利的投资从业务观点来看,很不划算,分的官红利很少,可是永利事业的成功,对于金城来说,也大有好处,替我们做了很好的宣传。”

北洋政府倒台后,周作民积极向国民党政权靠拢,先后担任国民党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在银行业务上,他逐渐将重心南移,并在广州、香港设立分支机构。1935年,金城银行董事会决定由周作民担任总董兼总经理,集大权于一身。1936年1月,金城银行总行迁至上海。

周作民的克制来源于他的明智,他知道克制是像他这样的人可以和范旭东相处的唯一方法。因为明智,他不仅知道要“给予不同的人不同的东西”,而且懂得如何给予。

1935年,在国民党政府亲日外交的推动下,周作民曾和吴鼎昌一起率领经济考察团访问日本。回国后,周作民担任中日贸易协会副会长。抗战爆发后,周作民被任命为农产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但他很少过问。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一直在成为孤岛的上海租界里指挥着沦陷区金城银行各地分行的业务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周作民正在香港,日军占领香港后被拘捕。1942年3月,被日军遣送回沪。日方想与他合作,但周作民除了担任金城银行和有关的投资银行职务外,假托身体有病,未出任任何职务。

周作民为了摆脱军阀色彩,金城多次增资扩股,并回购股份,但直到1927年,军阀官僚所占股份依然高达50.5%。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经著名画家陈半丁介绍,曾存入金城500万元巨款;盛宣怀之子盛恩颐,经宋之瑗介绍,曾在金城北京分行和大连分行存款约100万元。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特务对周作民进行恐吓及敲诈,后经过张群、吴鼎昌等疏通,经蒋介石批准,知照有关军、政、司法机关对他进行保护。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迫使各商业银行出售黄金、外汇,向“中央银行”缴存现金。金城银行也被迫交出原来陆续积累的外汇。当时,蒋经国任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对上海金融界头面人物进行威胁,要周作民交出私人外汇,并规定非经他允许,周作民不准离开上海。但在美国人陈纳德的庇护下,周作民还是安然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金城银行的放款遍及各行业,汇款大量通过铁路交通,但其最大的利润来源是投机政府公债、库券和进行财政性投放等方式,这样既获得了巨额利润,又为北洋政府解决财政困难提供了支持。由于经营主要依赖权力,周作民似乎对管理不太重视,尽管他对基层行员的服务礼貌要求甚严,盛夏季节,行员们上班接待顾客都必须穿上整洁的长衫。金城银行的人事风格却非常野,当时有人分析“周作民手下有吃、喝、嫖、赌、玩古董五种人才,针对要敷衍逢迎的人物的爱好,他就用擅长那一方面的人才投其所好,以拉拢关系。”对于某些大权在握、路子多的高级人员,周作民往往迁就放纵,有的人生活腐化,挥霍公款,甚至拖欠行里很多钱,最后经过他批准,就可以作为呆账一笔勾销。由于没有制度的约束,抗战期间重庆分行经理戴自牧就曾经犯上作乱,企图与其分庭抗礼,甚至要取而代之,最后周作民不得不通过盟兄张群运用政治手腕,将戴自牧调为总经理处协理才算摆平此事。

1951年6月,在共产党方针政策的感召下,周作民由香港回到北京,他是解放后私营金融业领军人物中第一个回归大陆的。周作民回归后,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照顾,特邀他任全国政协委员。1951年周作民组织由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及四行储蓄会改组成立的联合信托银行实行五行联营、联管,并出任董事长。1952年12月,60家合营银行和私营银行实行统一的公私合营时,他任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在私营金融业的企业改造中,带动其他同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26年,周作民被奉军张学良部绑架,舆论大哗,尽管有熊希龄、赵尔巽等大人物前往周旋,周作民还是付出40万现洋的代价才获得自由,周作民说:“我从刺刀上读到银行家也要遵循的原则—利润必须分拨部分打磨刺刀。”1926年,北伐胜利前夕,周作民看好蒋介石,叫人送去40万元劳军,蒋介石说:“周作民不错,我会记住他的。”北洋政府刚刚垮台,他就设法到庐山面见蒋介石,呈上改革金融的具体方案,多次给宋子文献计擘划,在帮助国民政府克服财政困难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55年3月8日,周作民因心脏病猝发,在上海逝世,享年71岁。

全面抗战爆发后,周作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金城银行的主要业务都在沦陷区,如果退往大后方,金城银行一定会被日寇侵吞,如果留下,作为社会名人,定是日伪拉拢胁迫的重要目标,成了“汉奸”,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周作民婉拒了重庆方面要其撤退的暗示,决定留在沦陷区与日伪周旋,一方面他成了日伪重要人物的座上宾,一方面为重庆做一些情报工作,同时,也是日本人和重庆国民政府之间传递消息的一个渠道。他以患有严重心脏病为由,坚决不受伪职。

周作民酷爱收藏,生前收藏有大量古代文物。1957年,他的家属在其病故后遵嘱将各类文物计1,407件,图书374种计5300册,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曾举办专门展览,以示纪念。

利益共同体

经过初步合作,倪嗣冲彻底信服了周作民的金融才能,周作民顺势怂恿他成立银行。

1917年5月15日金城银行在天津成立,注册资本定为200万元,实收50万元,其中倪嗣冲17万元,王郅隆10万元,其他军阀投资16万元。

成立之初,王郅隆任董事长,周作民为总经理。后来安福系失败,王郅隆遭到通缉,由梁士诒代理董事长。直到1937年周作民才当选为董事长,并同时仍兼任总经理,实现了对金城的完全控制。

成立后仅仅经过3年时间,金城银行在华北就获得了与中国、交通、盐业银行并列的地位,奠定了其发展基础。1921年金城银行与盐业、中南等银行组成联营机构,后来大陆银行也加入,他们组成了通常所谓的“北四行”。1937年6月,金城银行全国各地分支行处增至65处。1939年,存款额达23710万元,曾超过存款额最高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居私营银行的首位。

但是与上海银行完全不同,金城银行始终带有强烈的军阀官僚色彩,直到1927年,经过多次增资扩股,军阀官僚所占股份依然高达50.5%。在北洋时期,金城银行的股东中,曾任督军、总长以上的人物颇多。金城在这时期,存款主要靠军阀官僚大户。例如,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经名画家陈半丁介绍,曾存入金城500万元巨款;盛宣怀之子盛恩颐,经宋之瑗介绍,曾在金城北京分行和大连分行存款约100万元。

金城银行的放款扩及各行业,汇款大量通过铁路交通。但其最大的利润来源是投机政府公债、库券和进行财政性投放等方式,这样既获得了巨额利润,又为北洋政府度过财政困难提供了支持。金城银行营业报告书中曾经公开说:“我们有价证券,以中央政府发行之公债、库存担保为最确实,市场流通性亦最大,故本行对于此种债券之投资,商、储两部,历年均达相当之数。”

由于这样的营业方向,再加上周作民带来的交通银行的传统,金城银行的人事风格也与上海银行格格不入。“金城银行周作民手下有吃、喝、嫖、赌、玩古董五种人才,针对要敷衍逢迎的人物的爱好,他就用擅长那一方面的人才投其所好,以拉拢关系。”

对于一个分支机构众多的大公司来说,如何管理监督这些分支机构是很麻烦的事情。据记载,周作民对于基层行员的服务礼貌要求甚严。在盛夏季节,行员们上班接待顾客都必须穿上整洁的长衫。但他对于某些大权在握的高级人员,则比较迁就放纵。有的人生活腐化、任意挥霍,甚至拖欠行里很多钱,最后经过他批准,就可以作为呆账一笔勾销。因此,周作民延用的分行经理,比如总分行经理吴蕴斋、汉行经理王毅灵、青岛分行经理曹汝霖的女婿陈图南等人,亦多善于应酬、拉拢、逢迎、勾结,以推进银行的业务。

这样的驭下手段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强大的下属会尾大不掉,抗战期间重庆分行经理戴自牧就曾经与周作民分庭抗礼,并有取而代之的企图,最后周作民不得不通过张群运用政治手腕,调戴为总经理处协理才算了事。

金城银行也曾经试行招考制度,但这种考试其形象宣传的作用远远大于选拔人才的作用。一个经过考试录用的人的回忆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我还记得,当我进入金城银行的第一天,周作民找我谈话。他了解我是东北籍时,突然问我,你认识张学良吗?我答以”九·一八”事变前,我曾在沈阳东北大学读书,张学良是我们的校长。他又问东北军政界和金融界的要人中,你同哪些人熟悉?我说,我因东北遭到侵略,流亡到京,一向在校读书,没有熟悉的人。他听了我的回答,显然有些失望,没有兴致再谈下去。”

陈光甫在他的日记中对当时上海的银行家做了一个分类:“以上海银行界而论,在会者共计24家,可分为四类:一、镇江派,二、官派,三、学生派,广东派附之,四、杂派。镇江派四行为领袖,谨惕者少,故不甚为社会所推重。官派为中、交两行,接近绍兴钱庄,历史上与镇江人势不两立。其目的为重用绍兴钱庄或非镇江帮之钱庄,其舞弊方法不在附本于外业可得赚钱,而在将行中之钱存入本人有关系之银行、信托公司、钱庄,藉分余利,故其口口声声以联络钱庄为推广发行之办法。学生派或云新派,又称会说洋话做经理之一派,此派较上二派为干净,或且因多读几句书,不知谋利之法,或因在外国去过几年,染做事业之欲念,故能干净。此派以兴业、浙江、上海为领袖,东亚、工商、广东、和丰附之。杂派为永亨银行徐宝琪等,其思想、目的、办法乃接近于钱庄,可谓最无势力者。”金城银行与镇江派和官派都很有渊源,风格也最为接近。

显然,周作民在金城银行实行的是人治。他不太在乎规则、制度的建设,只求把最有用的人安排在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他从不向自己的下属灌输什么理念和追求。

他的人治是没有精神和灵魂的,或许是人们最为鄙视的那种糟糕的人治。他的帝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利益共同体,但金城银行却正是因此表现出了充沛的活力和蓬勃的气象。正因为他和他领导下的金城银行总是在不断创新,没有任何陈规旧俗的束缚,也没有什么道德的约束。所以也可以预料他的帝国会坍塌得很快;即便一切顺利,没有后来的政治革命,他的帝国也会随着他的死亡灰飞烟灭。因为这个建筑在人的欲望之上的帝国没有根基,只有利益;而众所周知,这个世界上流动最快、最无情的就是利益了。

政治与事业

周作民的事业与政治势力密不可分,但是他从没有忠于过他所依靠的任何一个政治势力。起家的时候他投奔了交通系,金城银行成立时主要投资人是倪嗣冲与王郅隆。北洋政府倒台后,周作民积极向国民党政权靠拢,结识了他的“生死骨肉之交”张群,此后一直与政学系有很密切的关系,并先后担任了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抗战爆发后,他一直在成为孤岛的上海租界里指挥着沦陷区金城银行各地分行的业务活动。太平洋(601099,股吧)战争爆发时,周作民正在香港,日军占领香港后他被拘捕,1942年3月,又被日军遣送回沪。周作民虽然没有出任任何伪职,但是与日伪势力颇有瓜葛,尤其是与大汉奸周佛海来往密切。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特务对周作民进行恐吓及敲诈,几有逮捕之势;后经过张群、吴鼎昌等疏通和蒋介石批准,以周从事地下工作为名,知照有关军、政、司法机关对他进行保护。

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迫使各商业银行出售黄金和外汇,向“中央银行”缴存现金。蒋经国任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在上海打老虎,要周作民交出私人外汇,并规定非经他允许周作民不准离开上海。但在陈纳德的庇护下,周作民安然离开上海前往香港。1951年6月,在共产党方针政策的感召下,周作民回归后,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照顾,特邀他任全国政协委员。由香港回到北京,他是私营金融业头面人物中第一个回归大陆的。1951年周作民组织由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及四行储蓄会改组成立的联合信托银行实行五行联营、联管,并出任董事长。在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他响应新中国的号召,接受企业改造,并带动其他同业,促成联营、联管。

1955年3月8日,在平安度过三反、五反的危机之后,周作民因心脏病猝发,在上海逝世,享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