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高梅4858线路登录「末代状元」刘春霖:曾经三拒日伪军之「邀」

导读:
,直隶省河间府肃宁县(今河北省沧州市肃宁县)人,于清光绪三十年中甲辰科状元后,第二年科举取士制度被废除,他便成了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位状元,被称为「末代状元」。
慈禧太后钦点的「末代状元」 有关
高中状元之事传闻甚多。据说是由慈禧太后钦定的。殿试后,主考大臣把入选的试卷按名次排列,呈请慈禧太后「钦定」。当时内外交困,忧心忡忡的慈禧太后正准备做七十大寿,想从科举之中得到一点儿吉兆。她先看了几个人的卷子,觉得都不合自己的心意。当看到
的考卷时,卷面上那清秀隽丽的小楷字,使慈禧眉宇舒展,又一端详「刘春霖」三个字,更是频频点头。原来,这一年大旱,慈禧联想到「春霖」即春风化雨,普降甘霖,加之刘春霖籍贯直隶肃宁,更觉得这个地名符合她盼望肃静安宁的心愿,于是点刘春霖为「一甲头名状元」。
刘春霖得中状元后,被派往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深造。光绪三十三年回国后,历任咨政院议员、直隶法政学校提调、北洋师范学校监督等职。1927年以后他辞去公职赋闲在家,先寓于上海,后移居北平,其地址是今天的西城区新文化街以南的西智义胡同。辞官后,他终日以诗书、字画为伴。虽隐居不仕,但对国家前途颇为关心。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步步升级。在日伪的黑暗统治下,很多仁人志士不甘沉沦,不当亡国奴,奋起抗争,表现出中国人不屈的民族气节,「清末状元」刘春霖就是其中的一位。日伪汉奸曾多次以高官厚禄邀刘春霖为日伪政权效力,但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和怒斥……
拒绝担任伪满洲国「教育部长」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东三省,第二年便扶植清废帝溥仪做傀儡,建立了伪「满洲国」(1934年3月改为「帝国」),「首都」设在长春。为了招兵买马,溥仪除了笼络一批清末的遗老遗少外,还想让一些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物为其效力。1935年3月,伪满政府总理郑孝胥派人去找刘春霖,所派一行二人带着溥仪亲自签署的「诏书」前往北平,并携带了许多东北特产作为见面礼,想以重金聘请当时已63岁的「末代状元」,出任伪满洲国「教育部长」。他们在正阳门东站下了火车后,便坐上一辆汽车,直奔位于城西的西智义胡同刘春霖府邸。先是将带来的东北特产送上,随后说明来意,并取出溥仪签署的「诏书」,递到刘春霖面前。刘春霖看了两眼,言道:「而今我年事已高,体弱多病,难以胜任这『教育部长』之职,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二人垂头丧气地回到长春,如实向郑孝胥说了刘春霖婉言谢绝任职之事。郑孝胥听后极为恼火,将这二人训斥了一顿。
过了一个月,郑孝胥要亲自登门拜访刘春霖。但他从长春赶到北平后并没有急于拜访刘春霖,而是先拜访了几位刘春霖的故友,了解刘春霖的为人、秉性与爱好。其中一位介绍说,刘状元嗜好品茶鉴水,尤其喜欢京城老字号「张一元」的茶叶,于是郑孝胥特意到前门外大栅栏「张一元茶庄」买了几斤极品好茶,随后到西智义胡同拜访刘春霖。
郑孝胥与刘春霖同为书法名家,但他比刘大12岁,故称其为「贤弟」。见面后,郑孝胥并不提及请他任职之事,而是谈论起书法艺术,从唐宋元时的四大名家(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赵孟兆页),聊到前朝四大名家(刘墉、成亲王、翁方纲、铁保),滔滔不绝。刘春霖只是附和著,但对他的真正来意心知肚明。突然,郑孝胥话锋一转:「贤弟,您是老佛爷慈禧皇太后钦点的状元,而今满洲国仍是大清的天下,康德皇帝对您厚爱倍加,特派我请您到满洲国任要职,您可不能辜负圣上的厚望?」闻听此言,刘春霖义正词严道:「如今君非昔日之君,臣亦非昔日之臣,岂能随汝而毁我之誉!」说著打开房门,并把郑孝胥带来的茶叶扔到他的手里,郑孝胥见他态度如此坚决,颓丧地离开了刘府。
拒绝为日本商舖题写匾额
「七·七事变」不久,日军占领了北京城。随着军事侵略的不断深入,经济侵略也逐渐推进,京城街头出现了不少销售日本商品的店舖,有的商舖大股东是日本人,而有的店舖就是日本人开的。
匾额是店舖的金字招牌,其题字大多出自名人或书法名家之手,于是有的日本商人也效仿京城老字号,请书法名家为自己的店舖题写匾额,以为店舖增光添彩。
刘春霖是近代著名书法家,以楷书享誉京城,曾有「楷法冠当世,后学宗之」之誉。他的楷体字清秀、挺拔、疏淡,方、圆、刚、柔浑然一体,笔致秀润稳健、流畅中寓古朴之风格,堪称一绝。其书碑、书扇、书联、书匾、书条幅等墨宝颇受文人雅士所青睐。
有个叫加籐的日本人在八面槽大街开了一家「富士车行」,专门出售日本产的单车。他听说「末代状元」刘春霖的书法技艺超群,便慕名到刘春霖府上拜访,请他题写匾额。可他刚说明了来意,就遭到刘春霖的拒绝,随后便「送客」出门。
但这家伙并不死心,以为刘春霖嫌自己出的钱少,不愿题写,所以三天之后又二次登门,并带来四根金灿灿的金条。他对刘春霖说:「只要你为鄙店题写匾额,我愿以每字一根金条付酬金,刘君意下如何?」刘春霖蔑视道:「别说是一个字一根金条,就是一个字一座金山我也不会题写,你还是另请高明吧!」加籐被刘春霖一副铁骨铮铮、大义凛然的气概所镇服,灰溜溜地走了。
没过几天,又有一位日本商人来到刘春霖府上。这人四十岁上下,身材不高,胖胖的脸,嘴上一撮「仁丹胡」,一走进刘春霖的客厅就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自报家门。原来他是西四牌楼附近「东亚楼」饭庄的日本老板松本一郎,也是慕名请刘春霖题写匾额的。他是个「中国通」,对中国文化礼仪颇有了解,所以来之前特意到琉璃厂一家知名的「南纸店」购买了一套上乘的「文房四宝」,算是见面礼。刘春霖闻听他是日本人,也是前来求字的,二话不说,便把他「请」了出去。
拒绝出任伪北平「市长」
「七·七事变」后,北平组建了日伪政权,于是想找些社会名流出来撑台,而「末代状元」刘春霖就名列其中。他们曾几次派人威逼利诱,逼迫刘春霖出任伪教育署官员,但刘春霖卧床装病,巧妙地躲过了日伪的威逼。
1940年3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同年6月与刘春霖同科的进士王揖唐任委员长兼内务署督办。他自认为与刘春霖有交情,既是同科进士,又一同去日本留学,平素关系不错。他觉得,如果请刘春霖「出山」担任伪北平市长,不但能助自己一臂之力,还能在日本人面前讨个好。
一天,王揖唐西装革履,头戴日本军帽,带着贵重礼品,神气活现地去拜访刘春霖。一见王揖唐头戴日本军帽,满副奴才相,刘春霖很是不悦。因为王揖唐出任伪职,他已有耳闻。宾主坐定后,王揖唐双手一拱,直奔主题:「仁兄之品德、才华,胜弟十倍,望兄能为我维持政务,弟感三生有幸!这北平『市长』之职,非仁兄莫属呀!」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刘春霖便蓦地从籐椅中站起来,将一杯茶水泼在地上,痛斥道:「我是决不会依附外国侵略者的。当汉奸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请免开尊口!」王揖唐见状,只得告退。
受到刘春霖谴责和训斥的王揖唐恼羞成怒,第二天就派兵到刘春霖家,抄走了全部家俱,还将他历年收藏的书画珍宝洗劫一空,并将其全家赶出家门。刘春霖愤愤地说:「宁作华丐,不当汉奸!」后来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王揖唐方许其归家,允其以重金赎回书画,并发还了抄走的财物。
1942年1月18日,刘春霖因突发心脏病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归葬于河北保定西郊的鲁岗村,其「墓志铭」上有「退隐林下,忧国忧民。痛斥贼寇,豪气千钧」之褒扬。人们为他举办了十分隆重的葬礼,哀悼者络绎不绝,许多知名人士送去挽联、挽词,其中有两块黑底金字的匾额,分别写着「义士状元」和「中华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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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省河间府肃宁县(今河北省沧州市肃宁县)人,于清光绪三十年中甲辰科状元后,第二年科举取士制度被废除,他便成了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位状元,被称为「末代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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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省河间府肃宁县(今河北省沧州市肃宁县)人,于清光绪三十年中甲辰科状元后,第二年科举取士制度被废除,他便成了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位状元,被称为「末代状元」。
慈禧太后钦点的「末代状元」 有关
高中状元之事传闻甚多。据说是由慈禧太后钦定的。殿试后,主考大臣把入选的试卷按名次排列,呈请慈禧太后「钦定」。当时内外交困,忧心忡忡的慈禧太后正准备做七十大寿,想从科举之中得到一点儿吉兆。她先看了几个人的卷子,觉得都不合自己的心意。当看到
的考卷时,卷面上那清秀隽丽的小楷字,使慈禧眉宇舒展,又一端详「刘春霖」三个字,更是频频点头。原来,这一年大旱,慈禧联想到「春霖」即春风化雨,普降甘霖,加之刘春霖籍贯直隶肃宁,更觉得这个地名符合她盼望肃静安宁的心愿,于是点刘春霖为「一甲头名状元」。
刘春霖得中状元后,被派往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深造。光绪三十三年回国后,历任咨政院议员、直隶法政学校提调、北洋师范学校监督等职。1927年以后他辞去公职赋闲在家,先寓于上海,后移居北平,其地址是今天的西城区新文化街以南的西智义胡同。辞官后,他终日以诗书、字画为伴。虽隐居不仕,但对国家前途颇为关心。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步步升级。在日伪的黑暗统治下,很多仁人志士不甘沉沦,不当亡国奴,奋起抗争,表现出中国人不屈的民族气节,「清末状元」刘春霖就是其中的一位。日伪汉奸曾多次以高官厚禄邀刘春霖为日伪政权效力,但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和怒斥……
拒绝担任伪满洲国「教育部长」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东三省,第二年便扶植清废帝溥仪做傀儡,建立了伪「满洲国」(1934年3月改为「帝国」),「首都」设在长春。为了招兵买马,溥仪除了笼络一批清末的遗老遗少外,还想让一些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物为其效力。1935年3月,伪满政府总理郑孝胥派人去找刘春霖,所派一行二人带着溥仪亲自签署的「诏书」前往北平,并携带了许多东北特产作为见面礼,想以重金聘请当时已63岁的「末代状元」,出任伪满洲国「教育部长」。他们在正阳门东站下了火车后,便坐上一辆汽车,直奔位于城西的西智义胡同刘春霖府邸。先是将带来的东北特产送上,随后说明来意,并取出溥仪签署的「诏书」,递到刘春霖面前。刘春霖看了两眼,言道:「而今我年事已高,体弱多病,难以胜任这『教育部长』之职,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二人垂头丧气地回到长春,如实向郑孝胥说了刘春霖婉言谢绝任职之事。郑孝胥听后极为恼火,将这二人训斥了一顿。
过了一个月,郑孝胥要亲自登门拜访刘春霖。但他从长春赶到北平后并没有急于拜访刘春霖,而是先拜访了几位刘春霖的故友,了解刘春霖的为人、秉性与爱好。其中一位介绍说,刘状元嗜好品茶鉴水,尤其喜欢京城老字号「张一元」的茶叶,于是郑孝胥特意到前门外大栅栏「张一元茶庄」买了几斤极品好茶,随后到西智义胡同拜访刘春霖。
郑孝胥与刘春霖同为书法名家,但他比刘大12岁,故称其为「贤弟」。见面后,郑孝胥并不提及请他任职之事,而是谈论起书法艺术,从唐宋元时的四大名家(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赵孟兆页),聊到前朝四大名家(刘墉、成亲王、翁方纲、铁保),滔滔不绝。刘春霖只是附和著,但对他的真正来意心知肚明。突然,郑孝胥话锋一转:「贤弟,您是老佛爷慈禧皇太后钦点的状元,而今满洲国仍是大清的天下,康德皇帝对您厚爱倍加,特派我请您到满洲国任要职,您可不能辜负圣上的厚望?」闻听此言,刘春霖义正词严道:「如今君非昔日之君,臣亦非昔日之臣,岂能随汝而毁我之誉!」说著打开房门,并把郑孝胥带来的茶叶扔到他的手里,郑孝胥见他态度如此坚决,颓丧地离开了刘府。
拒绝为日本商舖题写匾额
「七·七事变」不久,日军占领了北京城。随着军事侵略的不断深入,经济侵略也逐渐推进,京城街头出现了不少销售日本商品的店舖,有的商舖大股东是日本人,而有的店舖就是日本人开的。
匾额是店舖的金字招牌,其题字大多出自名人或书法名家之手,于是有的日本商人也效仿京城老字号,请书法名家为自己的店舖题写匾额,以为店舖增光添彩。
刘春霖是近代著名书法家,以楷书享誉京城,曾有「楷法冠当世,后学宗之」之誉。他的楷体字清秀、挺拔、疏淡,方、圆、刚、柔浑然一体,笔致秀润稳健、流畅中寓古朴之风格,堪称一绝。其书碑、书扇、书联、书匾、书条幅等墨宝颇受文人雅士所青睐。
有个叫加籐的日本人在八面槽大街开了一家「富士车行」,专门出售日本产的单车。他听说「末代状元」刘春霖的书法技艺超群,便慕名到刘春霖府上拜访,请他题写匾额。可他刚说明了来意,就遭到刘春霖的拒绝,随后便「送客」出门。
但这家伙并不死心,以为刘春霖嫌自己出的钱少,不愿题写,所以三天之后又二次登门,并带来四根金灿灿的金条。他对刘春霖说:「只要你为鄙店题写匾额,我愿以每字一根金条付酬金,刘君意下如何?」刘春霖蔑视道:「别说是一个字一根金条,就是一个字一座金山我也不会题写,你还是另请高明吧!」加籐被刘春霖一副铁骨铮铮、大义凛然的气概所镇服,灰溜溜地走了。
没过几天,又有一位日本商人来到刘春霖府上。这人四十岁上下,身材不高,胖胖的脸,嘴上一撮「仁丹胡」,一走进刘春霖的客厅就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自报家门。原来他是西四牌楼附近「东亚楼」饭庄的日本老板松本一郎,也是慕名请刘春霖题写匾额的。他是个「中国通」,对中国文化礼仪颇有了解,所以来之前特意到琉璃厂一家知名的「南纸店」购买了一套上乘的「文房四宝」,算是见面礼。刘春霖闻听他是日本人,也是前来求字的,二话不说,便把他「请」了出去。
拒绝出任伪北平「市长」
「七·七事变」后,北平组建了日伪政权,于是想找些社会名流出来撑台,而「末代状元」刘春霖就名列其中。他们曾几次派人威逼利诱,逼迫刘春霖出任伪教育署官员,但刘春霖卧床装病,巧妙地躲过了日伪的威逼。
1940年3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同年6月与刘春霖同科的进士王揖唐任委员长兼内务署督办。他自认为与刘春霖有交情,既是同科进士,又一同去日本留学,平素关系不错。他觉得,如果请刘春霖「出山」担任伪北平市长,不但能助自己一臂之力,还能在日本人面前讨个好。
一天,王揖唐西装革履,头戴日本军帽,带着贵重礼品,神气活现地去拜访刘春霖。一见王揖唐头戴日本军帽,满副奴才相,刘春霖很是不悦。因为王揖唐出任伪职,他已有耳闻。宾主坐定后,王揖唐双手一拱,直奔主题:「仁兄之品德、才华,胜弟十倍,望兄能为我维持政务,弟感三生有幸!这北平『市长』之职,非仁兄莫属呀!」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刘春霖便蓦地从籐椅中站起来,将一杯茶水泼在地上,痛斥道:「我是决不会依附外国侵略者的。当汉奸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请免开尊口!」王揖唐见状,只得告退。
受到刘春霖谴责和训斥的王揖唐恼羞成怒,第二天就派兵到刘春霖家,抄走了全部家俱,还将他历年收藏的书画珍宝洗劫一空,并将其全家赶出家门。刘春霖愤愤地说:「宁作华丐,不当汉奸!」后来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王揖唐方许其归家,允其以重金赎回书画,并发还了抄走的财物。
1942年1月18日,刘春霖因突发心脏病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归葬于河北保定西郊的鲁岗村,其「墓志铭」上有「退隐林下,忧国忧民。痛斥贼寇,豪气千钧」之褒扬。人们为他举办了十分隆重的葬礼,哀悼者络绎不绝,许多知名人士送去挽联、挽词,其中有两块黑底金字的匾额,分别写着「义士状元」和「中华脊梁」。